人工智能的新興領域往往會帶來法律調控手段的留白，而具體法律條文的滯后性又讓法律解釋大放異彩。以詐騙罪為例，從字面解釋來看，“被害人基于錯誤認識處分財產”是判斷詐騙罪是否成立的關鍵環(huán)節(jié)，而機器是否屬于被害人行列，“錯誤認識”和“處分行為”的主體是否可以是機器，單純運用字面解釋無法回答。但是根據罪刑法定原則，運用限制解釋的方法，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第一，定義中沒有指出機器可以成為被害對象，不可以擴大解釋，即排除機器成為被騙對象；第二，只有自然人和法人才可以產生錯誤認識和處分行為，沒有特別說明，在沒有包含和列舉關系的前提下，排除機器可以產生錯誤認識并進行處分行為。因而，本身去解釋“機器能否被騙”抑或“機器是否能夠處分”的問題，并不具有現實意義與對司法實踐的指導作用。如果我們依然照搬舊理，不能靈活思辨與時俱進，那么我們的法學研究不僅會止步不前。在人工智能的大背景和大趨勢下，法律解釋更是大有可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