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舊金山到上海:廣東十三行的轉型
因為與《南京條約》和《虎門條約》內容抵觸，廣東十三行被清政府解散，十三行商人失去了組織和“官商”的地位。
作為擁有幾十年、以至上百年從商經驗的商業(yè)世家，十三行商人們的商業(yè)嗅覺自非常人可比。早在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時，他們就看得很清楚：無論這場戰(zhàn)爭的過程和結局如何，廣州的經商環(huán)境都會惡化，廣州的經濟地位必將沉淪。有鑒于此，他們展開了大規(guī)模的分散投資和資產轉移。
廣東十三行的喜劇和悲劇全部落幕了。在大一統(tǒng)帝國的懷抱中，在“士農工商”排序的傳統(tǒng)社會里，十三行的商人們不僅在中國的舞臺上精彩演出，而且曾經成為世界舞臺上光彩閃耀的明星，當摩根、洛克菲勒、福特等大財閥尚未出世的時候，潘、伍等十三行商人家族已經在歐美國家一次又一次扮演了扭轉乾坤的角色。然而，世界首富的雄厚財力卻無法改變他們被攥在清朝皇帝和官員手心里的尷尬地位，盡管富可敵國，但他們隨時可能被抄家、發(fā)配充軍、乃至丟掉性命。在西方的偉大企業(yè)正在孵化的時候，中國最偉大的、已經具有近現(xiàn)代意識的企業(yè)卻倒下了，而且要經過一個半世紀的漫長時光，直到現(xiàn)在中國大地上才開始重新崛起十三行的后繼者。
(一)
在英國催要戰(zhàn)爭賠款的危急關頭，道光皇帝又想到了他的“天子南庫”——粵海關和廣東十三行
《南京條約》的簽訂，標志著中國進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期。這期間，歷屆中國政府面臨的老大難問題都是外債及其帶來的金融枷鎖，而這其實是《南京條約》前廣東十三行“商欠”的繼承和發(fā)展。
屋漏偏逢連夜雨。為了支付《南京條約》規(guī)定的賠款，道光皇帝在1843年春天生平第一次委派刑部官員認真核查戶部銀庫，結果令人震驚：按照檔案記錄，戶部應有1218萬兩白銀，實際上庫中僅有293萬兩白銀，短缺925萬兩白銀，貪污率高達76%！
為了彌補925萬兩白銀的虧空，道光皇帝想出的辦法是對相關官員攤派罰款，但所得終究有限，而英國催要的戰(zhàn)爭賠款卻不容拖延。在此危急關頭，道光皇帝又想到了他的“天子南庫”——粵海關和廣東十三行。
如上文所述，1843年6月，欽差大臣耆英勒令廣東十三行商人支付《南京條約》規(guī)定的300萬銀元“商欠”，全然不顧《南京條約》第5款明文規(guī)定這筆款項應該“由中國官為償還”，不應再向十三行商人攤派。此時，耆英無疑已經得知了戶部銀庫盜竊案的結果，他這樣做顯然得到了道光皇帝的授意，既然戶部現(xiàn)在拿不出銀子，那么這筆賠款就必須由十三行商人來付。借此，道光皇帝為瀕臨破產的戶部減輕了約220萬兩白銀的財政負擔，足以使其熬過災難性的1843財政年度。
接下來，在道光皇帝的授意下，欽差大臣耆英又向英方交涉，簽訂了《虎門條約》及附約《通商章程》，幾乎將所有中國出口和外國進口商品的稅率都提高了一倍以上，同時取締所有規(guī)費。這樣一來，北京朝廷的財力增強了，地方政府的收入?yún)s減少了，東南沿海和長江流域的小農經濟更成為西方商品傾銷的犧牲品。結果，清帝國內部出現(xiàn)了嚴重的南北對立局面，越來越多的失業(yè)農民、商販和手工業(yè)者們發(fā)現(xiàn)，除了加入反清組織，自己別無選擇。道光皇帝看著海水般涌來的海關稅銀，深感實現(xiàn)清朝的偉大復興指日可待，殊不知清帝國的未來此時已岌岌可危。實際上，它能夠再延續(xù)半個多世紀，簡直是一個奇跡。
與失業(yè)的農民和手工業(yè)者相似，因為與《南京條約》和《虎門條約》內容抵觸，廣東十三行被清政府解散，十三行商人失去了組織和“官商”的地位，剩下的只有兩種選擇：一是以普通商人身份繼續(xù)在商海打拼；二是從此離開商界，另謀高就。
(二)
從1846年起，廣州讓出了已保有一百多年的中國、乃至全球最大港口的桂冠
鴉片戰(zhàn)爭的結束，似乎令中國市場獲得了重振雄風的良機?！痘㈤T條約》簽訂后的1844年和1845年，廣州賣出了4946萬磅和4977萬磅的茶葉，以及1787包和2604包絲綢，堪與戰(zhàn)前最好的年份相比。市場如此紅火，雖然公行已經解散，許多十三行商人繼續(xù)堅守著自己從前的商鋪，繼續(xù)同老主顧做買賣。但是，從1846年起，廣州的外貿額便一落千丈，直至130年后的改革開放時期，才重新達到1845年的貿易額。廣州外貿之所以會淪落百年，倒不是因為中國的絲綢和茶葉已經在國際市場上失去了競爭力：日后中國絲綢的勁敵意大利絲綢和日本絲綢此時尚未形成氣候，而印度茶葉的發(fā)展也不像英國政府期盼的那樣順利，由于總是無法生產出質優(yōu)量足的茶葉，義律家族苦心培植的阿薩姆公司幾乎在1848年破產，直到1852年才扭虧為盈。到了1857年，阿薩姆公司的茶葉出口形勢一片大好，印度各地的茶葉公司爭相開張上市，英國就又開始發(fā)動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了。
與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一樣，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也沒給英國經濟帶來太多好處，1865年茶葉泡沫破裂，茶葉公司紛紛倒閉，受其影響，中國茶葉銷量大增，價格也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墒呛镁安婚L，1872年，英國人威廉·杰克森發(fā)明揉捻機，8000具揉捻機可以代替150萬茶工，大大降低了印度茶的制茶成本，這樣制成的茶葉還比用腳揉捻茶葉的中國傳統(tǒng)做法衛(wèi)生得多，1869年蘇伊士運河的開通更大大降低了英國到印度的航運成本。同時，中國茶不斷爆出用礦物染色、陰光、摻土等丑聞，漫長的戰(zhàn)爭更使中國茶農無心工作，茶葉的質量劇烈波動，中國茶成為劣質茶的代名詞。到了1881年，中國茶葉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已經跌到1867年的一半，在國際市場上的銷量也先后被印度茶葉和日本茶葉超過。大英帝國終于主宰了全球的茶葉市場，從此不再需要對中國發(fā)動戰(zhàn)爭了。
1846年后廣州的外貿趨勢每況愈下，不僅是因為中國茶葉在外貿市場上失去了競爭力，更是因為《南京條約》規(guī)定的“五口通商”。外貿市場有個基本原則：港口離產地距離越近，運輸成本就越低，產品也越新鮮。當時，外國商人來華主要是購買紅茶和絲綢，如果要購買紅茶，他們會發(fā)現(xiàn)，離紅茶主產地武夷山最近的口岸是福州，而不是廣州，所以自1856年起，福州的茶葉外銷量就超過了廣州；如果要購買絲綢，他們會發(fā)現(xiàn)，離絲綢主產地湖州最近的口岸是上海，而不是廣州，所以自1846年起，上海的絲綢外銷量就超過了廣州。如果要做其他生意，特別是非法的鴉片走私，那么英國統(tǒng)治的香港無疑也比廣州更方便。因此，從1846年起，廣州便讓出了已保有一百多年的中國、乃至全球最大港口的桂冠，自己無可奈何地逐步淪為一座平凡的省會城市。
(三)
伍秉鑒確有先見之明，在未來的一個世紀，美國將飛速崛起為世界頭號經濟體。
作為擁有幾十年、以至上百年從商經驗的商業(yè)世家，十三行商人們的商業(yè)嗅覺自非常人可比。早在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時，他們就看得很清楚：無論這場戰(zhàn)爭的過程和結局如何，廣州的經商環(huán)境都會惡化，廣州的經濟地位必將沉淪。有鑒于此，他們展開了大規(guī)模的分散投資和資產轉移。
就在得知《南京條約》內容后不久的1842年12月23日，伍秉鑒就在給已經返回美國的干兒子、旗昌洋行股東羅伯特·福布斯寫信說：“如果我現(xiàn)在是青年，我將認真地考慮乘船前往美國，到你附近的某處定居。”同日，伍秉鑒又致函另一位美國商人約翰·顧盛，表示說自己若非年紀過大，經不起漂洋過海的折騰，實在很想移民美國。伍秉鑒確有先見之明，在未來的一個世紀，美國將飛速崛起為世界頭號經濟體，而中國經濟則每況愈下，淪為全球經濟版圖中積貧積弱的三流國家。在19世紀中葉，看似還遠不如歐洲和東亞富裕和發(fā)達的美國，才是世界上最有前途的投資國。生前，伍秉鑒就已經通過旗昌洋行開始了在美國的初步投資，雖然伍秉鑒自己沒能移民美國，但他的兒子伍紹榮卻將對美國的投資規(guī)模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作為一個自幼養(yǎng)尊處優(yōu)的富二代，盡管伍紹榮并無經商的天賦，卻歷經許多大場面，萌發(fā)出過人的視野，而且胸懷大志。父親生前想要移居美國的愿望以及向羅伯特·福布斯的投資，讓他非常清楚，這份家業(yè)守是守不住的，主動出擊才是唯一的希望。
五口通商初期，由于外國商人對其他四座口岸的商情并不熟悉，覺得“新商經理貿易，總不如舊商之可靠，故夷商之有資本者，多不肯舍舊而趨新”，伍紹榮等廣東十三行舊行商依然不愁客源。更重要的的是，由于阿薩姆公司經營不善，中國茶商此時完全感受不到來自印度茶葉的壓力，《虎門條約》及附約《通商章程》提高正稅，取締規(guī)費的做法，實際上降低了中國茶葉的出口成本，從而提升了中國茶葉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從《虎門條約》簽訂至道光皇帝駕崩、太平天國興起的公元1850年，中國茶葉的出口額一直穩(wěn)定在非常高的水平上，僅廣東口岸的茶葉年出口額就相當于鴉片戰(zhàn)爭前的3倍左右。這樣，雖然失去了外貿壟斷權和“怡和洋行”的金字招牌，伍紹榮等廣東十三行舊行商卻依然通過出口茶葉，賺取了豐厚的利潤。但對于廣利行盧繼光、同孚行潘紹光(潘正煒)、東興行謝有仁、天寶行梁承禧等十三行舊商而言，繁榮的外貿已經與他們沒有關系了，因為在《南京條約》簽訂以后，他們不看好廣東未來的外貿前景，紛紛自愿歇業(yè)，將家族的人力、財力轉移到科舉考試、古玩收藏和房地產等傳統(tǒng)領域。到了道光末年，還在廣州外貿前線活躍的十三行舊商，只剩下了伍紹榮與吳天垣兩家。在他們兩家的努力下，到了1849年11月，舊行商們已經資本充足，為了搞好官商關系，準備重建“公所基金”。由于《南京條約》的限制，當然不可能再叫“公所基金”這個名字，而改名叫“茶用”。經過與廣東當局協(xié)商，出口茶葉“每百斤收銀二錢”，但當年就漲到五錢，僅1850年便“共抽銀七十萬兩”，相當于粵海關年收入的四成，后來這筆錢主要用于鎮(zhèn)壓太平天國。
伍紹榮與吳天垣等舊行商自愿向政府繳納大筆“茶用”，最終目的是重建廣東十三行，并再度確立其外貿壟斷地位。但由于《南京條約》的限制、上海與福州等口岸的競爭，以及外商的激烈反對，他們在這方面的努力始終沒有成效?？吹絿鴥鹊暮戏ㄙQ易發(fā)展空間有限，伍紹榮便將投資目光轉向了國內黑市及國外市場。
(四)
時至今日，仍有無數(shù)的華工白骨躺在美國腹地的崇山峻嶺中，他們用生命換來了美國的統(tǒng)一和繁榮
《南京條約》的簽訂，使中國的鴉片走私變本加厲。早在鴉片戰(zhàn)爭末期的1842—1843貿易年度，從印度輸入中國的鴉片數(shù)量就已恢復到戰(zhàn)前水平的每年3萬余箱，至1848—1849貿易年度更達到4.3萬箱，此后連創(chuàng)新高，1854—1855貿易年度竟達6.5萬箱之多，相當于林則徐禁煙時的2倍。如上文所述，伍秉鑒家族與鴉片走私的關系由來已久，鴉片戰(zhàn)爭之后鴉片走私的猖獗，無疑給伍紹榮帶來了更多的利潤，而他打算從事的非法貿易還遠不止于此。
如果說世界上還有什么走私行為比販毒更可怕，那非販賣人口莫屬。早在大航海時代，東南亞華人就多次向歐洲殖民者證明過自身的價值；而在拿破侖戰(zhàn)爭前后，華工又在印度、巴西、圣赫勒拿島等地大顯身手。與此同時，英國廢除奴隸制度，并派遣義律兄弟等海軍將領在全球緝捕販奴船只，使原先極受歡迎的黑奴貿易遭到重挫。于是，19世紀中葉，全球都出現(xiàn)了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以熱帶作物種植園為支柱產業(yè)、因此對農業(yè)勞動力有著極大需求的美洲各國發(fā)現(xiàn)，“中國移民是耐勞的、馴良的、服從的，如同奴隸一樣，而且很省錢……無論在任何條件下，他們都將創(chuàng)造出一種難以與之抗衡的競爭力量。”《南京條約》恰在此時簽訂，五個通商口岸便很快成為走私華人去美洲務工的基地。在中外商人的配合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以及香港和澳門都建立了“豬仔館”，將成千上萬的貧苦華人以“豬仔”的名義運往美洲當苦力。只有很少的華人是像伍秉鑒那樣，對美洲有所了解，具備自愿出國的決心，大部分都是被拐騙上船的，并由于支付不起船票和其他旅費而背上了沉重的債務(名為“賒單”)，被美洲雇主視為債務奴隸。
在美洲各國之中，以盛產蔗糖的古巴、盛產鳥糞的秘魯和剛發(fā)現(xiàn)加利福尼亞金礦的美國最為熱衷于引進華工，前往這三個國家的華工占整個19世紀中葉出國華工總數(shù)的三分之二左右。在那個巴拿馬運河尚未開鑿的年代，從中國繞道火地島前往古巴的航程是最為艱苦的，超過三分之一的華工尚未抵達目的地，就因船員的殘酷折磨和營養(yǎng)不良死在途中，尸體都被扔進海里喂鯊魚。去秘魯挖鳥糞的旅行是最危險的，由于工作條件極為惡劣，數(shù)萬抵達秘魯?shù)娜A工幾乎無人幸存。比較而言，去美國淘金似乎是華工最好的選擇，可是由于美國一直存在蓄奴制度，美國雇主們對華工異常殘忍，來美國淘金的歐洲新移民(特別是因家鄉(xiāng)的馬鈴薯災荒大批移民美國的愛爾蘭人)又嫉恨能干耐勞的華工奪走了他們的就業(yè)機會，于是發(fā)生了多次針對華工的大屠殺。盡管如此，與太平天國時期到處血雨腥風的祖國相比，美國依然被華工們視為最“幸福”的世外桃源，他們甚至稱圣弗朗西斯科市為“舊金山”。
由于盛產毛皮和黃金的美國西部迅速繁榮起來，越來越多的人從美國東部前往西部，希望一圓發(fā)財?shù)?ldquo;美國夢”。為了解決由此引發(fā)的交通問題，加快美國西部的開發(fā)，借以打擊南部分裂勢力，林肯總統(tǒng)于1862年南北戰(zhàn)爭期間宣布成立中央太平洋鐵路股份公司和聯(lián)合太平洋股份公司，共發(fā)行1億美元的股票，興建連接美國東西海岸的太平洋鐵路。負責鐵路西段建設的中央太平洋鐵路股份公司很快發(fā)現(xiàn)，白人和黑人工人都不能勝任在落基山脈造鐵路的艱苦工作，于是想到了以吃苦耐勞著稱的華工，在4年內雇傭了約3萬名。在全長近1100公里的中央太平洋鐵路上，有95%的工作是在華工加入筑路大軍的四年中完成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成就現(xiàn)代美國的，不是南北戰(zhàn)爭，而是太平洋鐵路。然而，近1萬名華工在修建太平洋鐵路時付出了生命，號稱“每根枕木下面都有一具華工的尸骨”。時至今日，仍有無數(shù)的華工白骨躺在美國腹地的崇山峻嶺中尚未掩埋，他們用生命換來了美國的統(tǒng)一和繁榮，自己和家人卻失去了一切。
無論是將華工運往古巴去種甘蔗，或是將華工運到秘魯海島上挖鳥糞，還是將華工運到美國去建太平洋鐵路，背后都少不了原廣東十三行商人們的身影。他們是與外國商人聯(lián)系最密切、海外關系最多的中國商人團體，沒有他們的幫助，外國商船不可能把幾十萬華工(其中一些甚至還是滿族等少數(shù)民族)偷偷運出中國領土。特別是在規(guī)模最大、用工最多的太平洋鐵路項目上，原廣東十三行商人更是起了主導性作用，因為末代十三行總商伍紹榮，正是中央太平洋鐵路股份公司的大股東！
早在鴉片戰(zhàn)爭之前，伍秉鑒就曾經給干兒子、旗昌洋行股東羅伯特·福布斯50萬銀元，用于在美國的投資。伍秉鑒死后，伍紹榮又多次給旗昌洋行匯款(其中一筆達30萬銀元，二筆達50萬銀元)，加大在美國的投資。旗昌洋行用這些錢購買了大量股票，獲益豐厚，后來伍紹榮更是直接以自己的名義購買美國股票，尤其鐘愛美國基礎建設股，例如太平洋鐵路和檀香山鐵路。中央太平洋鐵路股份公司之所以能夠如此順利地雇得這么多華工，并對他們進行高效的管理，無疑與伍紹榮的幫助息息相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伍紹榮在美國前后投資的數(shù)百萬美元巨資，幫助林肯總統(tǒng)打贏了南北戰(zhàn)爭，自己也獲益豐厚，據(jù)說在南北戰(zhàn)爭之前，不算股價的上漲，他每年可獲得二十多萬兩銀子的美國股息。
(五)
伍紹榮并非只想著海外投資,五口通商之后，他把投資眼光投向了新開埠的另一個口岸——上海。
盡管在美國股市上發(fā)了大財，伍紹榮卻并非只想著海外投資。五口通商之后，他與多位原廣東十三行商人一樣，把投資眼光投向了新開埠的另一個口岸——上海。
鴉片戰(zhàn)爭前后，人們一致公認，上海擁有比廣州和香港更為優(yōu)越的經商環(huán)境。西方商人發(fā)現(xiàn)，“上海的生活條件比廣州要舒適得多，有廣大的空間足供愉快的生活，又沒有商館的限制，而且還有前往四鄉(xiāng)去的自由……上海人比廣州人客氣有禮……”可是在開埠之初，外國商人卻在上海遇到了一個大難題：上海知縣處于避免政治風險的考慮，宣稱上海沒有多余的房屋可以租給外國人。正當雙方僵持不下之際，一位廣東商人的出現(xiàn)，解決了這個難題：早在《南京條約》簽署后不久，此君便攜重資從廣州來到上海，買下了大片房地產，等著租給外國商人。換言之，廣東商人設計了一個上海版的“十三行夷館”，期待靠自己先知先覺的外貿嗅覺在上海灘大發(fā)橫財。的確，當時上海的中國大商人多半都來自廣州，以至于社會上有種說法，認為上海人的生意頭腦都是向廣東人學的。
可惜，無論廣東商人的貿易頭腦多么精明，到頭來卻還是在動蕩的現(xiàn)實面前碰得頭破血流。1844年4月，廣東商人與英商寶順洋行達成的首份上海地產租賃協(xié)議規(guī)定，每畝土地押金99870文，年租金3574文。但經過英國領事巴富爾與上海最高官員、蘇松太道宮慕久協(xié)商，租賃協(xié)議被改為：每畝土地押金1579430文，年租金1500文，而且押金和租金直接經外國銀行匯給清朝政府，不入中國業(yè)主賬戶。就這樣，增長了15倍多的押金變成了事實上的土地出讓金，下降了一多半的租金則變成了事實上的物業(yè)稅。貪圖大筆押金的宮慕久還在《上海土地章程》中進一步規(guī)定，外國商人“租地建房之后，只準商人稟報不租，不準原主任意退租，更不準再議添租價”。就這樣，上海租界的房地產租金永遠不許上漲，而且中國業(yè)主一旦將房地產租給外國人，就必須永久出租，除非外國人主動要求退租。實際上，由于上海經濟在開埠后的發(fā)展，上海房地產租金水平大漲，沒有外國租戶會主動退租給中國業(yè)主，即便自己不再需要，也會樂得充當“二房東”，以高出原租金幾十倍的價格轉租給其他人，清政府對此熟視無睹。于是乎，購買上海房地產租給外國商人的廣東商人既不能得到押金和租金，也不能改變或終止租約，事實上被清政府剝奪了全部房地產所有權，而外國商人則以增加押金為代價，獲得了永久性土地使用權。對于伍紹榮、吳天垣等原廣東十三行商人來說，他們在上海房地產上的投資成了一個巨大的財富黑洞，與利潤豐厚的美國股票相比有如天淵之別。盡管如此，廣東十三行商人依然不肯放棄上海，而是進一步加大投入。他們已經下定決心，要從萬惡的宮慕久手中奪走整個上海的統(tǒng)治權。
(六)
1847年，宮慕久晉升江蘇按察使，廣東十三行商人的機會終于來了
1847年，已近風燭殘年的道光皇帝破例親自召見了一位原廣東十三行商人，授予他署蘇松太道兼江海關監(jiān)督的重任。此君正是曾經在1842年與伍紹榮一同被耆英召往南京參加中英和談的吳健彰，也就是同順行老板吳天垣的三哥吳天顯。經過艱苦的努力，上海灘的廣東商人們似乎終于等到了揚眉吐氣的那一天。
與鮑鵬一樣，吳健彰也出生于“中國買辦之鄉(xiāng)”廣東香山，兄弟三人原本做家禽生意，號稱“賣雞爽”，后來都轉而經營外貿。據(jù)江蘇巡撫吉爾杭阿介紹，“吳健彰自二十歲時，即在粵東與夷商貿易，即以然諾不欺為外夷所信服。”靠著多年經商積累的資本，吳家三兄弟于1834年創(chuàng)建同順行，1841年即已上升為十三行中的第7位。在那個外貿凋敝、舊行商紛紛破產的時代，吳健彰經商如此順利，“不僅由于他的商業(yè)信用，更由于他有一副漂亮的面孔和別致的小胡子”，顯得極富魅力?！赌暇l約》簽署時，耆英急調吳健彰和伍紹榮兩位行商領袖從廣東前往南京參加談判。得知和約簽署后，伍紹榮返回廣州，但吳健彰卻留在江蘇，因為耆英等大臣的賞識，得以暫時代理蘇松太道。可是他的屁股還沒坐熱，進士出身的宮慕久便抵達上海，吳健彰只得離任。他并不死心，靠著雄厚的財力，長期旅居南京，鉆營江蘇官場，企圖重獲肥缺。好不容易等到宮慕久卸任，蘇松太道卻被耆英賞給了他的老部下咸齡。偏偏咸齡剛剛到任，上海就發(fā)生了中國水手與英國傳教士群毆的“青浦教案”。在英國軍艦的壓力下，清政府被迫將咸齡革職，派“深悉夷情”“、素諳夷語”的吳健彰去上海查辦，嚴懲了涉案水手，獲得英國官員的贊賞，吳健彰于是順理成章地正式出任蘇松太道。
盡管已經當上了道臺，吳健彰卻從未放棄過外貿商人的身份。早在廣東就與他頻繁聯(lián)系的外國商人來到上海以后，對他“見輒呼其行次，拜會不分旦夕。”與伍紹榮一樣，吳健彰也購買了美國股票，名列旗昌洋行的七大股東之一。此外，吳健彰還與當時主營鴉片走私的英商顛地洋行(寶順洋行)、怡和洋行(查頓——馬地臣洋行，與伍秉鑒父子無關)來往密切。在他的袒護下，上海很快發(fā)展為全球最大的鴉片市場，苦力市場也日益興隆。然而，英、法、美列強并不滿足于吳健彰的這些袒護措施，而是變本加厲，不斷迫使吳健彰出讓中國利益，首當其沖的便是擴大租界。1848年，剛剛上任的吳健彰不僅未能替中國業(yè)主要回租界的收租權，反而同意將英租界擴大近3倍，并新劃了法租界和美租界，三個租界加起來的總面積超過了上海縣城！
在吳健彰的寬松統(tǒng)治下，上海迅速發(fā)展為洋行林立、商舶如云的遠東最大港口，號稱“冒險家的樂園”，而上海灘上最大的冒險家，無疑正是道臺吳健彰自己。可是好景不長，1853年3月19日，太平軍攻陷南京，吳健彰的轄區(qū)危在旦夕。手足無措的咸豐皇帝慌忙命令吳健彰雇傭船炮抵御太平軍，又命伍紹榮在廣東雇傭船炮馳援上海。吳健彰前后購買和租賃了十幾艘外國商船、上百艘中國船只及數(shù)百門火炮，還雇傭了數(shù)百名外國船員，組成了一支可觀的水師。但沒過兩個月，這支水師就因發(fā)不出軍餉，一哄而散。西方列強由于懷疑清朝即將被太平天國推翻，紛紛宣布“中立”，甚至禁止清朝官吏和軍人進入上海租界，吳健彰多次向他們“借師助剿”，全都無功而返。8月，太平軍北伐至天津，清朝的滅亡看來已指日可待。正在此時，吳健彰突然后院起火了。
1853年9月7日，吳健彰的賬房先生劉麗川率領“義興公司”(即天地會支派小刀會)成員起兵，殺死上海知縣袁祖德，軟禁了吳健彰。吳健彰幾度試圖自殺，可是“會黨群尼之，乃殺雞發(fā)誓而與之盟”，吳健彰于是“暗示要參加叛軍，否則就發(fā)誓回鄉(xiāng)”，“并且命令他的部下為叛軍服務。”次日，在劉麗川的默許下，吳健彰逃入旗昌洋行，其家眷則被接回廣東。咸豐皇帝嚴令立即收復上海，吳健彰于是以上海關稅為抵押，向外商借了10萬兩白銀，用以雇傭兵船圍攻上海，但他本人此時已聲名狼藉，在清朝官場上被稱為“王八”，而他雇來的“該船等亦蔑視王八，每月則需其費幾萬，坐索銀兩而不打仗，數(shù)月不見打一仗”。到了次年4月，甚至發(fā)生了西方移民襲擊清軍大營的“泥城之戰(zhàn)”，清軍的慘敗迫使吳健彰向英國領事阿禮國求和，代價則是改組上海海關。自此，中國海關成為西方使領館的附屬機構，近代中國海關稅務司制度從而得以確立。同時，三國領事又強迫吳健彰在他們自己商定的《上海英美法租界地皮章程》上簽字，徹底剝奪了租界原中國業(yè)主名義上的土地所有權，并允許三國在租界建立政府機構，自行管理稅收和司法。這一系列賣國條約奠定了上海日后繁榮的制度基礎，卻也斷送了吳健彰的仕途，他立即被以“通夷養(yǎng)賊”的罪名革職抄家拿問。
奇怪的是，盡管吳健彰的罪行罄竹難書，在朝廷里樹敵甚多，清政府也早已查明，小刀會暴動時，“該王八(吳健彰)實系在城內，起事之劉麗川即王八之管賬，其賊匪即王八所練之勇；事發(fā)時，王八但挈其妻子奔寄于夷鬼船上，與夷狎焉，其庫內公項三四十萬以之遺賊……”吳健彰卻還是得到了赦免，1858年又當上了候補道臺。此時，陸續(xù)傳來英法聯(lián)軍攻陷廣州，繼而登陸天津，占領北京，火燒圓明園的消息。吳健彰覺得清朝時日無多，于是稱病辭職，回澳門養(yǎng)老去了。
為什么無論是志在反清的小刀會，還是清政府內的政敵，都無法奪走吳健彰的性命呢？
原來，與以往多位成功的廣東十三行商人一樣，吳健彰也是天地會成員。他被俘后與小刀會成員“殺雞發(fā)誓而與之盟”，就是典型的天地會儀式。劉麗川不殺吳健彰，不僅是因為吳健彰是他的老領導和香山老鄉(xiāng)，更是因為吳健彰同屬天地會成員。也正是因為同屬天地會，吳健彰并不急于收復上海，故意“數(shù)月不見打一仗”。
那么，清政府內的政敵為什么也無法奪走吳健彰的性命呢？
還是因為吳健彰與天地會的密切關系。
原來，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結束后，華南和華東的八旗軍主力已經蕩然無存(華北的八旗軍主力還有待于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予以殲滅)，清朝在華南和華東的統(tǒng)治搖搖欲墜。眼看勝利就在眼前，天地會內部卻產生了分歧。天地會的主旨是“反清復明”，反清固然成功在望，復明卻遙不可及。天地會領袖發(fā)現(xiàn)，他們找不到任何一個原明朝皇室的朱姓成員值得擁戴。既然“復明”毫無意義，那么“反清復明”的主張就亟待修正。部分天地會成員認為應該“反清自立”，太平天國暴動就源自他們；一部分成員認為應該繼續(xù)等待時機；還有一部分成員認為，既然“復明”的主張已經拋棄，那么干脆也不要再“反清”了，繼續(xù)過以前的日子為妙。這一部分天地會成員得到了清政府的大力扶持，在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后不久便把“反清復明”之宗旨改為“安清保清”，另立門戶，成立了“安清幫”，控制了京杭大運河及其周邊地區(qū)，其中也包括上海。因為出自“洪門”，所以“安清幫”又叫“清洪門”，近代訛傳為“青幫”或“青紅幫”。洪門(天地會)對背叛自己的“安清幫”極為痛恨，規(guī)定“由青轉洪，披紅掛彩；由洪轉青，抽筋剝皮。”上海小刀會暴動，便是“安清幫”自天地會(洪門)中分裂出的重要事件，吳健彰則是這個關鍵性的過渡人物，清政府為了維持自己的統(tǒng)治，無論如何都是不敢對他下殺手的。換言之，吳健彰實為“青紅幫”幕后的祖師爺，他被革職之后，繼續(xù)以閑職身份對長江三角洲施加著巨大影響，上海也繼續(xù)掌握在吳家成員吳煦的手里，從此開始了青紅幫控制上海的近百年歷史。
(七)
上海小刀會暴動的同時，以伍紹榮為首的舊十三行商人們再次站到了歷史舞臺的風口浪尖上
《虎門條約》簽署后，廣東的局面一度趨于和平，中間雖有因英方要求租地和入城而生的一些波折，但由于伍紹榮、潘正煒等舊十三行商人的調停并組織民眾抗議，最終都以英方的退讓而終止。但在太平天國起兵后，清政府祭出老辦法，要求外貿商人捐款助剿，伍紹榮還以候補道員的身份主持大佛寺勸捐總局。但當太平軍攻陷南京，逼近天津的消息傳來，鑒于清朝隨時可能被推翻，廣東的局勢也發(fā)生了本質變化。1854年6月，廣東天地會大舉起兵反清，7月聚眾20萬圍攻廣州城，成員均頭戴象征洪門的紅布，號稱“洪兵”或“紅兵”(上海小刀會軍隊也這樣稱呼自己)。為逃避戰(zhàn)火，廣州富人紛紛攜巨資逃亡香港(其中就包括油畫家“啉呱二世”關喬昌)，此前一直陷于經濟困境的香港由此開始發(fā)展為富裕的大城市。在此危急關頭，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葉名琛向伍紹榮問計，伍紹榮與上海的老友吳健彰異曲同工，向他提出兩條建議：一是向港英當局“借師助剿”，二是借外債。“借師助剿”的計劃因為港英當局“意近要挾”而終止，但伍紹榮還是分兩筆向英美財團借了66萬兩白銀，又向廣州居民募捐三百余萬兩白銀，用以支付軍餉，并購買西方軍火。1855年秋，“紅兵”終于被鎮(zhèn)壓下去，咸豐皇帝聞訊，封葉名琛為大學士，伍紹榮加布政使銜，賞二品頂戴。
作為天地會資深成員，伍紹榮與“紅兵”不可能是敵我關系，所以他表面上勸說別人捐款，自己并不捐款；表面上要向西方“借師助剿”，實際上又多方掣肘?？上攵绻?ldquo;紅兵”攻下了廣州，也絕不會殺伍紹榮，他和吳健彰一樣，早就作了兩手準備，無論清朝取勝，還是太平天國取勝，自己都將立于不敗之地。他的這種兩面性，在“紅兵”暴動后的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中體現(xiàn)得更加明顯。
在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中，伍紹榮、梁綸樞、易景蘭、俞文照等原廣東十三行商人多次辦理對外交涉，雖然毫無成果可言，廣州最終被英法聯(lián)軍攻破，欽差大臣兼兩廣總督葉名琛被俘，十三行夷館和商鋪也被憤怒的廣州市民完全焚毀，伍紹榮甚至還被英國領事巴夏禮扇了耳光，但他們在廣州的政治地位反而進一步增強，傀儡“巡撫柏貴等日坐愁城，束手無計，惟聽紳商畫計而已。柏貴等每聞‘伍、俞、易、梁四大人至’，即欣欣然色喜。”這時，由于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葉名琛已被英軍俘虜，咸豐皇帝派寵臣黃宗漢接任兩廣總督，伍紹榮、梁綸樞、易景蘭、俞文照等原廣東十三行商人又多次與其會商，達成黃宗漢駐留惠州，不進廣州的協(xié)議，聽任英法聯(lián)軍繼續(xù)占據(jù)廣州。有趣的是，黃宗漢本是十三行商人的死敵，在書信中多次稱吳健彰為“王八”，但當吳健彰倒臺后，卻多方為其開脫，至此又與伍紹榮等人一見如故，配合默契。黃宗漢對十三行商人的態(tài)度在極短的時間內發(fā)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除受賄之外，另一個原因應當是，他發(fā)現(xiàn)了與天地會搞好關系對清政府有多么重要。
《天津條約》簽訂后，黃宗漢認為恢復和平的時機已經成熟，便委托伍紹榮、梁綸樞、易景蘭、俞文照四人去與英國領事巴夏禮交涉，要求英法聯(lián)軍撤出廣州城。結果，“巴夏禮向伍崇曜說，‘從前六百萬即由爾父經手(指伍秉鑒于1841年向英軍交納廣州贖城費600萬銀元)……若將六百萬交清，我們便退城。’伍崇曜答以，‘此時粵東是何情形，軍餉不繼汝等知之，六十萬且不能，況六百萬乎？’”其實，此時的伍紹榮比父親當年更有錢，《清朝野史大觀》稱他較伍秉鑒“富益盛”，總資產估計遠超六千萬銀元，區(qū)區(qū)六百萬銀元應當根本不在話下，完全可以獨自承擔，更可以通過募捐獲得。所謂“六十萬且不能，況六百萬乎？”之言，只能說明他根本就不希望英法聯(lián)軍撤出廣州，因為此時英法聯(lián)軍仍在繼續(xù)擴大對華戰(zhàn)爭，太平天國也有死灰復燃的跡象。作為飽受清朝官員壓榨的外貿商人和天地會秘密成員，伍紹榮是打心眼希望清朝早點滅亡的，當然在清朝走向滅亡的過程中，自己最好還能升官發(fā)財。
令伍紹榮失望的是，清朝的生命力異常頑強，即便八旗軍主力在八里橋覆沒，北京失守，圓明園被焚，清朝也沒有垮臺，反而利用天地會的內部矛盾實現(xiàn)了中興。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結束，英法聯(lián)軍撤離廣州后，伍紹榮等原廣東十三行商人不可避免地被責成支付外債和戰(zhàn)爭賠款。就在這時，伍紹榮突然于1863年12月4日病逝，享年54歲。同日，蘇州太平軍投降清軍，南京變成了一座孤城。半年后，湘軍攻破南京，太平天國滅亡。
(八)
林則徐究竟是怎么死的？時至今日林、伍后代之間仍如岳飛和秦檜的后代一般，水火不容
伍紹榮、吳健彰等原廣東十三行商人，與太平天國究竟有什么關系？表面上看，他們都曾積極向清政府捐款以鎮(zhèn)壓太平天國；實際上，他們在這方面表現(xiàn)得都不大積極，寧可替清政府借外債，自己也不出錢，反倒更樂于乘機倒賣軍火發(fā)財，吳健彰還放任部下與太平軍、小刀會做生意。私下里，原廣東十三行商人與太平天國的關系可能更加緊密，還牽涉到清朝官場上一樁聚訟已久的謎案：
林則徐究竟是怎么死的？
太平天國起兵時，咸豐皇帝在選擇鎮(zhèn)壓太平軍主帥人選時，最先想到的就是當時賦閑在家、鴉片戰(zhàn)爭時據(jù)說“百戰(zhàn)百勝”、自稱“為官十四省，統(tǒng)兵四十萬”的林則徐，于是立即封他為欽差大臣，命令林則徐“馳驛迅赴廣西，蕩平群丑。”可是，離開福州剛半個月，林則徐就在潮州病倒，上吐下瀉，三天后去世。
對于林則徐的死因，林則徐的曾孫林蘭岑、六世孫林岷等后代一致認為，是伍紹榮派人下毒致死，他們聲稱：“則徐抵粵，即鎖拿洋商伍到粵秀書院……咸豐初發(fā)逆(太平天國)亂起，則徐起為廣西巡撫，伍憂其復督粵也，遣親信攜重金賄其廚人，以夷藥鴆之，使泄瀉不已，行至潮州，遂委頓而卒。后所遣親信白日為雷擊死。”雖然有些學者認為，林則徐年事已高，出發(fā)前身體就有病，加之旅途勞累，公務繁忙，導致病情加劇，應屬自然死亡，但是時至今日，林則徐與伍秉鑒的后代之間仍如岳飛和秦檜的后代一般，水火不容。
回首林則徐之死，伍紹榮確實有作案條件。林則徐在廣東禁煙時，不僅曾經從十三行聘用過翻譯，還聘用過廚師。林則徐死前高呼“星斗南”三字，被解釋為廣東十三行街區(qū)的新豆欄街。林則徐指的有可能是新豆欄街上的“博愛醫(yī)院”(他曾經去那里看過西醫(yī))，但更可能指新豆欄街上的怡和洋行。但是，伍紹榮如果想弄死林則徐，1839年在廣州便有大把機會可以下手，何必等到1850年派人跑到潮州去投毒？更何況，林則徐在廣東期間，并沒有過多為難伍家，特別是在義律繳煙以后，更是對伍家相當信任，為其經商提供了很多便利。
不過，1850年確實有很多人想弄死林則徐，那就是他奉旨前去討伐的太平天國成員們。在他們看來，林則徐不是可敬的民族英雄，而是十惡不赦的“清妖”、“滿奴”，必須不擇手段地予以鏟除。太平天國起兵初期，得到了大部分天地會組織的支持，到1853年之后二者才分道揚鑣。如果伍紹榮和其他原廣東十三行商人對林則徐下了殺手，那么他們這樣做的目的，不應該是幫助他們自己，而是在幫助太平天國。很可能的是，廣東十三行商人們一直在資助太平天國，從伍紹榮病逝于蘇州太平軍投降之日來看，伍紹榮不死，太平天國恐怕沒那么容易滅亡。只有愚蠢的商人才不會把所有雞蛋都放到同一個籃子里，在戰(zhàn)爭中兩面下注，對沖政治風險，才是聰明的行為。當然，聰明反被聰明誤的例子，歷史上也不少。
伍紹榮死后，由于原屬中國茶的國際市場逐步被印度茶和日本茶蠶食，加之家族不斷分裂、清政府加以沉重的經濟負擔和西方股市動蕩，伍家與其他原廣東十三行商人家族都逐漸衰落，但大多還算富裕，后來又有許多人參加了辛亥革命。
全文結束語
廣東十三行的喜劇和悲劇全部落幕了。在大一統(tǒng)帝國的懷抱中，在“士農工商”排序的傳統(tǒng)社會里，十三行的商人們不僅在中國的舞臺上精彩演出，而且曾經成為世界舞臺上光彩閃耀的明星，當摩根、洛克菲勒、福特等大財閥尚未出世的時候，潘、伍等十三行商人家族已經在歐美國家一次又一次扮演了扭轉乾坤的角色。然而，世界首富的雄厚財力卻無法改變他們被攥在清朝皇帝和官員手心里的尷尬地位，盡管富可敵國，但他們隨時可能被抄家、發(fā)配充軍，乃至丟掉性命。在西方的偉大企業(yè)正在孵化的時候，中國最偉大的、已經具有近現(xiàn)代意識的企業(yè)卻倒下了，而且要經過一個半世紀的漫長時光，直到現(xiàn)在中國大地上才開始重新崛起十三行的后繼者。
因為與《南京條約》和《虎門條約》內容抵觸，廣東十三行被清政府解散，十三行商人失去了組織和“官商”的地位。
作為擁有幾十年、以至上百年從商經驗的商業(yè)世家，十三行商人們的商業(yè)嗅覺自非常人可比。早在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時，他們就看得很清楚：無論這場戰(zhàn)爭的過程和結局如何，廣州的經商環(huán)境都會惡化，廣州的經濟地位必將沉淪。有鑒于此，他們展開了大規(guī)模的分散投資和資產轉移。
廣東十三行的喜劇和悲劇全部落幕了。在大一統(tǒng)帝國的懷抱中，在“士農工商”排序的傳統(tǒng)社會里，十三行的商人們不僅在中國的舞臺上精彩演出，而且曾經成為世界舞臺上光彩閃耀的明星，當摩根、洛克菲勒、福特等大財閥尚未出世的時候，潘、伍等十三行商人家族已經在歐美國家一次又一次扮演了扭轉乾坤的角色。然而，世界首富的雄厚財力卻無法改變他們被攥在清朝皇帝和官員手心里的尷尬地位，盡管富可敵國，但他們隨時可能被抄家、發(fā)配充軍、乃至丟掉性命。在西方的偉大企業(yè)正在孵化的時候，中國最偉大的、已經具有近現(xiàn)代意識的企業(yè)卻倒下了，而且要經過一個半世紀的漫長時光，直到現(xiàn)在中國大地上才開始重新崛起十三行的后繼者。
(一)
在英國催要戰(zhàn)爭賠款的危急關頭，道光皇帝又想到了他的“天子南庫”——粵海關和廣東十三行
《南京條約》的簽訂，標志著中國進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期。這期間，歷屆中國政府面臨的老大難問題都是外債及其帶來的金融枷鎖，而這其實是《南京條約》前廣東十三行“商欠”的繼承和發(fā)展。
屋漏偏逢連夜雨。為了支付《南京條約》規(guī)定的賠款，道光皇帝在1843年春天生平第一次委派刑部官員認真核查戶部銀庫，結果令人震驚：按照檔案記錄，戶部應有1218萬兩白銀，實際上庫中僅有293萬兩白銀，短缺925萬兩白銀，貪污率高達76%！
為了彌補925萬兩白銀的虧空，道光皇帝想出的辦法是對相關官員攤派罰款，但所得終究有限，而英國催要的戰(zhàn)爭賠款卻不容拖延。在此危急關頭，道光皇帝又想到了他的“天子南庫”——粵海關和廣東十三行。
如上文所述，1843年6月，欽差大臣耆英勒令廣東十三行商人支付《南京條約》規(guī)定的300萬銀元“商欠”，全然不顧《南京條約》第5款明文規(guī)定這筆款項應該“由中國官為償還”，不應再向十三行商人攤派。此時，耆英無疑已經得知了戶部銀庫盜竊案的結果，他這樣做顯然得到了道光皇帝的授意，既然戶部現(xiàn)在拿不出銀子，那么這筆賠款就必須由十三行商人來付。借此，道光皇帝為瀕臨破產的戶部減輕了約220萬兩白銀的財政負擔，足以使其熬過災難性的1843財政年度。
接下來，在道光皇帝的授意下，欽差大臣耆英又向英方交涉，簽訂了《虎門條約》及附約《通商章程》，幾乎將所有中國出口和外國進口商品的稅率都提高了一倍以上，同時取締所有規(guī)費。這樣一來，北京朝廷的財力增強了，地方政府的收入?yún)s減少了，東南沿海和長江流域的小農經濟更成為西方商品傾銷的犧牲品。結果，清帝國內部出現(xiàn)了嚴重的南北對立局面，越來越多的失業(yè)農民、商販和手工業(yè)者們發(fā)現(xiàn)，除了加入反清組織，自己別無選擇。道光皇帝看著海水般涌來的海關稅銀，深感實現(xiàn)清朝的偉大復興指日可待，殊不知清帝國的未來此時已岌岌可危。實際上，它能夠再延續(xù)半個多世紀，簡直是一個奇跡。
與失業(yè)的農民和手工業(yè)者相似，因為與《南京條約》和《虎門條約》內容抵觸，廣東十三行被清政府解散，十三行商人失去了組織和“官商”的地位，剩下的只有兩種選擇：一是以普通商人身份繼續(xù)在商海打拼；二是從此離開商界，另謀高就。
(二)
從1846年起，廣州讓出了已保有一百多年的中國、乃至全球最大港口的桂冠
鴉片戰(zhàn)爭的結束，似乎令中國市場獲得了重振雄風的良機?！痘㈤T條約》簽訂后的1844年和1845年，廣州賣出了4946萬磅和4977萬磅的茶葉，以及1787包和2604包絲綢，堪與戰(zhàn)前最好的年份相比。市場如此紅火，雖然公行已經解散，許多十三行商人繼續(xù)堅守著自己從前的商鋪，繼續(xù)同老主顧做買賣。但是，從1846年起，廣州的外貿額便一落千丈，直至130年后的改革開放時期，才重新達到1845年的貿易額。廣州外貿之所以會淪落百年，倒不是因為中國的絲綢和茶葉已經在國際市場上失去了競爭力：日后中國絲綢的勁敵意大利絲綢和日本絲綢此時尚未形成氣候，而印度茶葉的發(fā)展也不像英國政府期盼的那樣順利，由于總是無法生產出質優(yōu)量足的茶葉，義律家族苦心培植的阿薩姆公司幾乎在1848年破產，直到1852年才扭虧為盈。到了1857年，阿薩姆公司的茶葉出口形勢一片大好，印度各地的茶葉公司爭相開張上市，英國就又開始發(fā)動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了。
與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一樣，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也沒給英國經濟帶來太多好處，1865年茶葉泡沫破裂，茶葉公司紛紛倒閉，受其影響，中國茶葉銷量大增，價格也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墒呛镁安婚L，1872年，英國人威廉·杰克森發(fā)明揉捻機，8000具揉捻機可以代替150萬茶工，大大降低了印度茶的制茶成本，這樣制成的茶葉還比用腳揉捻茶葉的中國傳統(tǒng)做法衛(wèi)生得多，1869年蘇伊士運河的開通更大大降低了英國到印度的航運成本。同時，中國茶不斷爆出用礦物染色、陰光、摻土等丑聞，漫長的戰(zhàn)爭更使中國茶農無心工作，茶葉的質量劇烈波動，中國茶成為劣質茶的代名詞。到了1881年，中國茶葉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已經跌到1867年的一半，在國際市場上的銷量也先后被印度茶葉和日本茶葉超過。大英帝國終于主宰了全球的茶葉市場，從此不再需要對中國發(fā)動戰(zhàn)爭了。
1846年后廣州的外貿趨勢每況愈下，不僅是因為中國茶葉在外貿市場上失去了競爭力，更是因為《南京條約》規(guī)定的“五口通商”。外貿市場有個基本原則：港口離產地距離越近，運輸成本就越低，產品也越新鮮。當時，外國商人來華主要是購買紅茶和絲綢，如果要購買紅茶，他們會發(fā)現(xiàn)，離紅茶主產地武夷山最近的口岸是福州，而不是廣州，所以自1856年起，福州的茶葉外銷量就超過了廣州；如果要購買絲綢，他們會發(fā)現(xiàn)，離絲綢主產地湖州最近的口岸是上海，而不是廣州，所以自1846年起，上海的絲綢外銷量就超過了廣州。如果要做其他生意，特別是非法的鴉片走私，那么英國統(tǒng)治的香港無疑也比廣州更方便。因此，從1846年起，廣州便讓出了已保有一百多年的中國、乃至全球最大港口的桂冠，自己無可奈何地逐步淪為一座平凡的省會城市。
(三)
伍秉鑒確有先見之明，在未來的一個世紀，美國將飛速崛起為世界頭號經濟體。
作為擁有幾十年、以至上百年從商經驗的商業(yè)世家，十三行商人們的商業(yè)嗅覺自非常人可比。早在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時，他們就看得很清楚：無論這場戰(zhàn)爭的過程和結局如何，廣州的經商環(huán)境都會惡化，廣州的經濟地位必將沉淪。有鑒于此，他們展開了大規(guī)模的分散投資和資產轉移。
就在得知《南京條約》內容后不久的1842年12月23日，伍秉鑒就在給已經返回美國的干兒子、旗昌洋行股東羅伯特·福布斯寫信說：“如果我現(xiàn)在是青年，我將認真地考慮乘船前往美國，到你附近的某處定居。”同日，伍秉鑒又致函另一位美國商人約翰·顧盛，表示說自己若非年紀過大，經不起漂洋過海的折騰，實在很想移民美國。伍秉鑒確有先見之明，在未來的一個世紀，美國將飛速崛起為世界頭號經濟體，而中國經濟則每況愈下，淪為全球經濟版圖中積貧積弱的三流國家。在19世紀中葉，看似還遠不如歐洲和東亞富裕和發(fā)達的美國，才是世界上最有前途的投資國。生前，伍秉鑒就已經通過旗昌洋行開始了在美國的初步投資，雖然伍秉鑒自己沒能移民美國，但他的兒子伍紹榮卻將對美國的投資規(guī)模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作為一個自幼養(yǎng)尊處優(yōu)的富二代，盡管伍紹榮并無經商的天賦，卻歷經許多大場面，萌發(fā)出過人的視野，而且胸懷大志。父親生前想要移居美國的愿望以及向羅伯特·福布斯的投資，讓他非常清楚，這份家業(yè)守是守不住的，主動出擊才是唯一的希望。
五口通商初期，由于外國商人對其他四座口岸的商情并不熟悉，覺得“新商經理貿易，總不如舊商之可靠，故夷商之有資本者，多不肯舍舊而趨新”，伍紹榮等廣東十三行舊行商依然不愁客源。更重要的的是，由于阿薩姆公司經營不善，中國茶商此時完全感受不到來自印度茶葉的壓力，《虎門條約》及附約《通商章程》提高正稅，取締規(guī)費的做法，實際上降低了中國茶葉的出口成本，從而提升了中國茶葉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從《虎門條約》簽訂至道光皇帝駕崩、太平天國興起的公元1850年，中國茶葉的出口額一直穩(wěn)定在非常高的水平上，僅廣東口岸的茶葉年出口額就相當于鴉片戰(zhàn)爭前的3倍左右。這樣，雖然失去了外貿壟斷權和“怡和洋行”的金字招牌，伍紹榮等廣東十三行舊行商卻依然通過出口茶葉，賺取了豐厚的利潤。但對于廣利行盧繼光、同孚行潘紹光(潘正煒)、東興行謝有仁、天寶行梁承禧等十三行舊商而言，繁榮的外貿已經與他們沒有關系了，因為在《南京條約》簽訂以后，他們不看好廣東未來的外貿前景，紛紛自愿歇業(yè)，將家族的人力、財力轉移到科舉考試、古玩收藏和房地產等傳統(tǒng)領域。到了道光末年，還在廣州外貿前線活躍的十三行舊商，只剩下了伍紹榮與吳天垣兩家。在他們兩家的努力下，到了1849年11月，舊行商們已經資本充足，為了搞好官商關系，準備重建“公所基金”。由于《南京條約》的限制，當然不可能再叫“公所基金”這個名字，而改名叫“茶用”。經過與廣東當局協(xié)商，出口茶葉“每百斤收銀二錢”，但當年就漲到五錢，僅1850年便“共抽銀七十萬兩”，相當于粵海關年收入的四成，后來這筆錢主要用于鎮(zhèn)壓太平天國。
伍紹榮與吳天垣等舊行商自愿向政府繳納大筆“茶用”，最終目的是重建廣東十三行，并再度確立其外貿壟斷地位。但由于《南京條約》的限制、上海與福州等口岸的競爭，以及外商的激烈反對，他們在這方面的努力始終沒有成效?？吹絿鴥鹊暮戏ㄙQ易發(fā)展空間有限，伍紹榮便將投資目光轉向了國內黑市及國外市場。
(四)
時至今日，仍有無數(shù)的華工白骨躺在美國腹地的崇山峻嶺中，他們用生命換來了美國的統(tǒng)一和繁榮
《南京條約》的簽訂，使中國的鴉片走私變本加厲。早在鴉片戰(zhàn)爭末期的1842—1843貿易年度，從印度輸入中國的鴉片數(shù)量就已恢復到戰(zhàn)前水平的每年3萬余箱，至1848—1849貿易年度更達到4.3萬箱，此后連創(chuàng)新高，1854—1855貿易年度竟達6.5萬箱之多，相當于林則徐禁煙時的2倍。如上文所述，伍秉鑒家族與鴉片走私的關系由來已久，鴉片戰(zhàn)爭之后鴉片走私的猖獗，無疑給伍紹榮帶來了更多的利潤，而他打算從事的非法貿易還遠不止于此。
如果說世界上還有什么走私行為比販毒更可怕，那非販賣人口莫屬。早在大航海時代，東南亞華人就多次向歐洲殖民者證明過自身的價值；而在拿破侖戰(zhàn)爭前后，華工又在印度、巴西、圣赫勒拿島等地大顯身手。與此同時，英國廢除奴隸制度，并派遣義律兄弟等海軍將領在全球緝捕販奴船只，使原先極受歡迎的黑奴貿易遭到重挫。于是，19世紀中葉，全球都出現(xiàn)了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以熱帶作物種植園為支柱產業(yè)、因此對農業(yè)勞動力有著極大需求的美洲各國發(fā)現(xiàn)，“中國移民是耐勞的、馴良的、服從的，如同奴隸一樣，而且很省錢……無論在任何條件下，他們都將創(chuàng)造出一種難以與之抗衡的競爭力量。”《南京條約》恰在此時簽訂，五個通商口岸便很快成為走私華人去美洲務工的基地。在中外商人的配合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以及香港和澳門都建立了“豬仔館”，將成千上萬的貧苦華人以“豬仔”的名義運往美洲當苦力。只有很少的華人是像伍秉鑒那樣，對美洲有所了解，具備自愿出國的決心，大部分都是被拐騙上船的，并由于支付不起船票和其他旅費而背上了沉重的債務(名為“賒單”)，被美洲雇主視為債務奴隸。
在美洲各國之中，以盛產蔗糖的古巴、盛產鳥糞的秘魯和剛發(fā)現(xiàn)加利福尼亞金礦的美國最為熱衷于引進華工，前往這三個國家的華工占整個19世紀中葉出國華工總數(shù)的三分之二左右。在那個巴拿馬運河尚未開鑿的年代，從中國繞道火地島前往古巴的航程是最為艱苦的，超過三分之一的華工尚未抵達目的地，就因船員的殘酷折磨和營養(yǎng)不良死在途中，尸體都被扔進海里喂鯊魚。去秘魯挖鳥糞的旅行是最危險的，由于工作條件極為惡劣，數(shù)萬抵達秘魯?shù)娜A工幾乎無人幸存。比較而言，去美國淘金似乎是華工最好的選擇，可是由于美國一直存在蓄奴制度，美國雇主們對華工異常殘忍，來美國淘金的歐洲新移民(特別是因家鄉(xiāng)的馬鈴薯災荒大批移民美國的愛爾蘭人)又嫉恨能干耐勞的華工奪走了他們的就業(yè)機會，于是發(fā)生了多次針對華工的大屠殺。盡管如此，與太平天國時期到處血雨腥風的祖國相比，美國依然被華工們視為最“幸福”的世外桃源，他們甚至稱圣弗朗西斯科市為“舊金山”。
由于盛產毛皮和黃金的美國西部迅速繁榮起來，越來越多的人從美國東部前往西部，希望一圓發(fā)財?shù)?ldquo;美國夢”。為了解決由此引發(fā)的交通問題，加快美國西部的開發(fā)，借以打擊南部分裂勢力，林肯總統(tǒng)于1862年南北戰(zhàn)爭期間宣布成立中央太平洋鐵路股份公司和聯(lián)合太平洋股份公司，共發(fā)行1億美元的股票，興建連接美國東西海岸的太平洋鐵路。負責鐵路西段建設的中央太平洋鐵路股份公司很快發(fā)現(xiàn)，白人和黑人工人都不能勝任在落基山脈造鐵路的艱苦工作，于是想到了以吃苦耐勞著稱的華工，在4年內雇傭了約3萬名。在全長近1100公里的中央太平洋鐵路上，有95%的工作是在華工加入筑路大軍的四年中完成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成就現(xiàn)代美國的，不是南北戰(zhàn)爭，而是太平洋鐵路。然而，近1萬名華工在修建太平洋鐵路時付出了生命，號稱“每根枕木下面都有一具華工的尸骨”。時至今日，仍有無數(shù)的華工白骨躺在美國腹地的崇山峻嶺中尚未掩埋，他們用生命換來了美國的統(tǒng)一和繁榮，自己和家人卻失去了一切。
無論是將華工運往古巴去種甘蔗，或是將華工運到秘魯海島上挖鳥糞，還是將華工運到美國去建太平洋鐵路，背后都少不了原廣東十三行商人們的身影。他們是與外國商人聯(lián)系最密切、海外關系最多的中國商人團體，沒有他們的幫助，外國商船不可能把幾十萬華工(其中一些甚至還是滿族等少數(shù)民族)偷偷運出中國領土。特別是在規(guī)模最大、用工最多的太平洋鐵路項目上，原廣東十三行商人更是起了主導性作用，因為末代十三行總商伍紹榮，正是中央太平洋鐵路股份公司的大股東！
早在鴉片戰(zhàn)爭之前，伍秉鑒就曾經給干兒子、旗昌洋行股東羅伯特·福布斯50萬銀元，用于在美國的投資。伍秉鑒死后，伍紹榮又多次給旗昌洋行匯款(其中一筆達30萬銀元，二筆達50萬銀元)，加大在美國的投資。旗昌洋行用這些錢購買了大量股票，獲益豐厚，后來伍紹榮更是直接以自己的名義購買美國股票，尤其鐘愛美國基礎建設股，例如太平洋鐵路和檀香山鐵路。中央太平洋鐵路股份公司之所以能夠如此順利地雇得這么多華工，并對他們進行高效的管理，無疑與伍紹榮的幫助息息相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伍紹榮在美國前后投資的數(shù)百萬美元巨資，幫助林肯總統(tǒng)打贏了南北戰(zhàn)爭，自己也獲益豐厚，據(jù)說在南北戰(zhàn)爭之前，不算股價的上漲，他每年可獲得二十多萬兩銀子的美國股息。
(五)
伍紹榮并非只想著海外投資,五口通商之后，他把投資眼光投向了新開埠的另一個口岸——上海。
盡管在美國股市上發(fā)了大財，伍紹榮卻并非只想著海外投資。五口通商之后，他與多位原廣東十三行商人一樣，把投資眼光投向了新開埠的另一個口岸——上海。
鴉片戰(zhàn)爭前后，人們一致公認，上海擁有比廣州和香港更為優(yōu)越的經商環(huán)境。西方商人發(fā)現(xiàn)，“上海的生活條件比廣州要舒適得多，有廣大的空間足供愉快的生活，又沒有商館的限制，而且還有前往四鄉(xiāng)去的自由……上海人比廣州人客氣有禮……”可是在開埠之初，外國商人卻在上海遇到了一個大難題：上海知縣處于避免政治風險的考慮，宣稱上海沒有多余的房屋可以租給外國人。正當雙方僵持不下之際，一位廣東商人的出現(xiàn)，解決了這個難題：早在《南京條約》簽署后不久，此君便攜重資從廣州來到上海，買下了大片房地產，等著租給外國商人。換言之，廣東商人設計了一個上海版的“十三行夷館”，期待靠自己先知先覺的外貿嗅覺在上海灘大發(fā)橫財。的確，當時上海的中國大商人多半都來自廣州，以至于社會上有種說法，認為上海人的生意頭腦都是向廣東人學的。
可惜，無論廣東商人的貿易頭腦多么精明，到頭來卻還是在動蕩的現(xiàn)實面前碰得頭破血流。1844年4月，廣東商人與英商寶順洋行達成的首份上海地產租賃協(xié)議規(guī)定，每畝土地押金99870文，年租金3574文。但經過英國領事巴富爾與上海最高官員、蘇松太道宮慕久協(xié)商，租賃協(xié)議被改為：每畝土地押金1579430文，年租金1500文，而且押金和租金直接經外國銀行匯給清朝政府，不入中國業(yè)主賬戶。就這樣，增長了15倍多的押金變成了事實上的土地出讓金，下降了一多半的租金則變成了事實上的物業(yè)稅。貪圖大筆押金的宮慕久還在《上海土地章程》中進一步規(guī)定，外國商人“租地建房之后，只準商人稟報不租，不準原主任意退租，更不準再議添租價”。就這樣，上海租界的房地產租金永遠不許上漲，而且中國業(yè)主一旦將房地產租給外國人，就必須永久出租，除非外國人主動要求退租。實際上，由于上海經濟在開埠后的發(fā)展，上海房地產租金水平大漲，沒有外國租戶會主動退租給中國業(yè)主，即便自己不再需要，也會樂得充當“二房東”，以高出原租金幾十倍的價格轉租給其他人，清政府對此熟視無睹。于是乎，購買上海房地產租給外國商人的廣東商人既不能得到押金和租金，也不能改變或終止租約，事實上被清政府剝奪了全部房地產所有權，而外國商人則以增加押金為代價，獲得了永久性土地使用權。對于伍紹榮、吳天垣等原廣東十三行商人來說，他們在上海房地產上的投資成了一個巨大的財富黑洞，與利潤豐厚的美國股票相比有如天淵之別。盡管如此，廣東十三行商人依然不肯放棄上海，而是進一步加大投入。他們已經下定決心，要從萬惡的宮慕久手中奪走整個上海的統(tǒng)治權。
(六)
1847年，宮慕久晉升江蘇按察使，廣東十三行商人的機會終于來了
1847年，已近風燭殘年的道光皇帝破例親自召見了一位原廣東十三行商人，授予他署蘇松太道兼江海關監(jiān)督的重任。此君正是曾經在1842年與伍紹榮一同被耆英召往南京參加中英和談的吳健彰，也就是同順行老板吳天垣的三哥吳天顯。經過艱苦的努力，上海灘的廣東商人們似乎終于等到了揚眉吐氣的那一天。
與鮑鵬一樣，吳健彰也出生于“中國買辦之鄉(xiāng)”廣東香山，兄弟三人原本做家禽生意，號稱“賣雞爽”，后來都轉而經營外貿。據(jù)江蘇巡撫吉爾杭阿介紹，“吳健彰自二十歲時，即在粵東與夷商貿易，即以然諾不欺為外夷所信服。”靠著多年經商積累的資本，吳家三兄弟于1834年創(chuàng)建同順行，1841年即已上升為十三行中的第7位。在那個外貿凋敝、舊行商紛紛破產的時代，吳健彰經商如此順利，“不僅由于他的商業(yè)信用，更由于他有一副漂亮的面孔和別致的小胡子”，顯得極富魅力?！赌暇l約》簽署時，耆英急調吳健彰和伍紹榮兩位行商領袖從廣東前往南京參加談判。得知和約簽署后，伍紹榮返回廣州，但吳健彰卻留在江蘇，因為耆英等大臣的賞識，得以暫時代理蘇松太道。可是他的屁股還沒坐熱，進士出身的宮慕久便抵達上海，吳健彰只得離任。他并不死心，靠著雄厚的財力，長期旅居南京，鉆營江蘇官場，企圖重獲肥缺。好不容易等到宮慕久卸任，蘇松太道卻被耆英賞給了他的老部下咸齡。偏偏咸齡剛剛到任，上海就發(fā)生了中國水手與英國傳教士群毆的“青浦教案”。在英國軍艦的壓力下，清政府被迫將咸齡革職，派“深悉夷情”“、素諳夷語”的吳健彰去上海查辦，嚴懲了涉案水手，獲得英國官員的贊賞，吳健彰于是順理成章地正式出任蘇松太道。
盡管已經當上了道臺，吳健彰卻從未放棄過外貿商人的身份。早在廣東就與他頻繁聯(lián)系的外國商人來到上海以后，對他“見輒呼其行次，拜會不分旦夕。”與伍紹榮一樣，吳健彰也購買了美國股票，名列旗昌洋行的七大股東之一。此外，吳健彰還與當時主營鴉片走私的英商顛地洋行(寶順洋行)、怡和洋行(查頓——馬地臣洋行，與伍秉鑒父子無關)來往密切。在他的袒護下，上海很快發(fā)展為全球最大的鴉片市場，苦力市場也日益興隆。然而，英、法、美列強并不滿足于吳健彰的這些袒護措施，而是變本加厲，不斷迫使吳健彰出讓中國利益，首當其沖的便是擴大租界。1848年，剛剛上任的吳健彰不僅未能替中國業(yè)主要回租界的收租權，反而同意將英租界擴大近3倍，并新劃了法租界和美租界，三個租界加起來的總面積超過了上海縣城！
在吳健彰的寬松統(tǒng)治下，上海迅速發(fā)展為洋行林立、商舶如云的遠東最大港口，號稱“冒險家的樂園”，而上海灘上最大的冒險家，無疑正是道臺吳健彰自己。可是好景不長，1853年3月19日，太平軍攻陷南京，吳健彰的轄區(qū)危在旦夕。手足無措的咸豐皇帝慌忙命令吳健彰雇傭船炮抵御太平軍，又命伍紹榮在廣東雇傭船炮馳援上海。吳健彰前后購買和租賃了十幾艘外國商船、上百艘中國船只及數(shù)百門火炮，還雇傭了數(shù)百名外國船員，組成了一支可觀的水師。但沒過兩個月，這支水師就因發(fā)不出軍餉，一哄而散。西方列強由于懷疑清朝即將被太平天國推翻，紛紛宣布“中立”，甚至禁止清朝官吏和軍人進入上海租界，吳健彰多次向他們“借師助剿”，全都無功而返。8月，太平軍北伐至天津，清朝的滅亡看來已指日可待。正在此時，吳健彰突然后院起火了。
1853年9月7日，吳健彰的賬房先生劉麗川率領“義興公司”(即天地會支派小刀會)成員起兵，殺死上海知縣袁祖德，軟禁了吳健彰。吳健彰幾度試圖自殺，可是“會黨群尼之，乃殺雞發(fā)誓而與之盟”，吳健彰于是“暗示要參加叛軍，否則就發(fā)誓回鄉(xiāng)”，“并且命令他的部下為叛軍服務。”次日，在劉麗川的默許下，吳健彰逃入旗昌洋行，其家眷則被接回廣東。咸豐皇帝嚴令立即收復上海，吳健彰于是以上海關稅為抵押，向外商借了10萬兩白銀，用以雇傭兵船圍攻上海，但他本人此時已聲名狼藉，在清朝官場上被稱為“王八”，而他雇來的“該船等亦蔑視王八，每月則需其費幾萬，坐索銀兩而不打仗，數(shù)月不見打一仗”。到了次年4月，甚至發(fā)生了西方移民襲擊清軍大營的“泥城之戰(zhàn)”，清軍的慘敗迫使吳健彰向英國領事阿禮國求和，代價則是改組上海海關。自此，中國海關成為西方使領館的附屬機構，近代中國海關稅務司制度從而得以確立。同時，三國領事又強迫吳健彰在他們自己商定的《上海英美法租界地皮章程》上簽字，徹底剝奪了租界原中國業(yè)主名義上的土地所有權，并允許三國在租界建立政府機構，自行管理稅收和司法。這一系列賣國條約奠定了上海日后繁榮的制度基礎，卻也斷送了吳健彰的仕途，他立即被以“通夷養(yǎng)賊”的罪名革職抄家拿問。
奇怪的是，盡管吳健彰的罪行罄竹難書，在朝廷里樹敵甚多，清政府也早已查明，小刀會暴動時，“該王八(吳健彰)實系在城內，起事之劉麗川即王八之管賬，其賊匪即王八所練之勇；事發(fā)時，王八但挈其妻子奔寄于夷鬼船上，與夷狎焉，其庫內公項三四十萬以之遺賊……”吳健彰卻還是得到了赦免，1858年又當上了候補道臺。此時，陸續(xù)傳來英法聯(lián)軍攻陷廣州，繼而登陸天津，占領北京，火燒圓明園的消息。吳健彰覺得清朝時日無多，于是稱病辭職，回澳門養(yǎng)老去了。
為什么無論是志在反清的小刀會，還是清政府內的政敵，都無法奪走吳健彰的性命呢？
原來，與以往多位成功的廣東十三行商人一樣，吳健彰也是天地會成員。他被俘后與小刀會成員“殺雞發(fā)誓而與之盟”，就是典型的天地會儀式。劉麗川不殺吳健彰，不僅是因為吳健彰是他的老領導和香山老鄉(xiāng)，更是因為吳健彰同屬天地會成員。也正是因為同屬天地會，吳健彰并不急于收復上海，故意“數(shù)月不見打一仗”。
那么，清政府內的政敵為什么也無法奪走吳健彰的性命呢？
還是因為吳健彰與天地會的密切關系。
原來，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結束后，華南和華東的八旗軍主力已經蕩然無存(華北的八旗軍主力還有待于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予以殲滅)，清朝在華南和華東的統(tǒng)治搖搖欲墜。眼看勝利就在眼前，天地會內部卻產生了分歧。天地會的主旨是“反清復明”，反清固然成功在望，復明卻遙不可及。天地會領袖發(fā)現(xiàn)，他們找不到任何一個原明朝皇室的朱姓成員值得擁戴。既然“復明”毫無意義，那么“反清復明”的主張就亟待修正。部分天地會成員認為應該“反清自立”，太平天國暴動就源自他們；一部分成員認為應該繼續(xù)等待時機；還有一部分成員認為，既然“復明”的主張已經拋棄，那么干脆也不要再“反清”了，繼續(xù)過以前的日子為妙。這一部分天地會成員得到了清政府的大力扶持，在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后不久便把“反清復明”之宗旨改為“安清保清”，另立門戶，成立了“安清幫”，控制了京杭大運河及其周邊地區(qū)，其中也包括上海。因為出自“洪門”，所以“安清幫”又叫“清洪門”，近代訛傳為“青幫”或“青紅幫”。洪門(天地會)對背叛自己的“安清幫”極為痛恨，規(guī)定“由青轉洪，披紅掛彩；由洪轉青，抽筋剝皮。”上海小刀會暴動，便是“安清幫”自天地會(洪門)中分裂出的重要事件，吳健彰則是這個關鍵性的過渡人物，清政府為了維持自己的統(tǒng)治，無論如何都是不敢對他下殺手的。換言之，吳健彰實為“青紅幫”幕后的祖師爺，他被革職之后，繼續(xù)以閑職身份對長江三角洲施加著巨大影響，上海也繼續(xù)掌握在吳家成員吳煦的手里，從此開始了青紅幫控制上海的近百年歷史。
(七)
上海小刀會暴動的同時，以伍紹榮為首的舊十三行商人們再次站到了歷史舞臺的風口浪尖上
《虎門條約》簽署后，廣東的局面一度趨于和平，中間雖有因英方要求租地和入城而生的一些波折，但由于伍紹榮、潘正煒等舊十三行商人的調停并組織民眾抗議，最終都以英方的退讓而終止。但在太平天國起兵后，清政府祭出老辦法，要求外貿商人捐款助剿，伍紹榮還以候補道員的身份主持大佛寺勸捐總局。但當太平軍攻陷南京，逼近天津的消息傳來，鑒于清朝隨時可能被推翻，廣東的局勢也發(fā)生了本質變化。1854年6月，廣東天地會大舉起兵反清，7月聚眾20萬圍攻廣州城，成員均頭戴象征洪門的紅布，號稱“洪兵”或“紅兵”(上海小刀會軍隊也這樣稱呼自己)。為逃避戰(zhàn)火，廣州富人紛紛攜巨資逃亡香港(其中就包括油畫家“啉呱二世”關喬昌)，此前一直陷于經濟困境的香港由此開始發(fā)展為富裕的大城市。在此危急關頭，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葉名琛向伍紹榮問計，伍紹榮與上海的老友吳健彰異曲同工，向他提出兩條建議：一是向港英當局“借師助剿”，二是借外債。“借師助剿”的計劃因為港英當局“意近要挾”而終止，但伍紹榮還是分兩筆向英美財團借了66萬兩白銀，又向廣州居民募捐三百余萬兩白銀，用以支付軍餉，并購買西方軍火。1855年秋，“紅兵”終于被鎮(zhèn)壓下去，咸豐皇帝聞訊，封葉名琛為大學士，伍紹榮加布政使銜，賞二品頂戴。
作為天地會資深成員，伍紹榮與“紅兵”不可能是敵我關系，所以他表面上勸說別人捐款，自己并不捐款；表面上要向西方“借師助剿”，實際上又多方掣肘?？上攵绻?ldquo;紅兵”攻下了廣州，也絕不會殺伍紹榮，他和吳健彰一樣，早就作了兩手準備，無論清朝取勝，還是太平天國取勝，自己都將立于不敗之地。他的這種兩面性，在“紅兵”暴動后的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中體現(xiàn)得更加明顯。
在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中，伍紹榮、梁綸樞、易景蘭、俞文照等原廣東十三行商人多次辦理對外交涉，雖然毫無成果可言，廣州最終被英法聯(lián)軍攻破，欽差大臣兼兩廣總督葉名琛被俘，十三行夷館和商鋪也被憤怒的廣州市民完全焚毀，伍紹榮甚至還被英國領事巴夏禮扇了耳光，但他們在廣州的政治地位反而進一步增強，傀儡“巡撫柏貴等日坐愁城，束手無計，惟聽紳商畫計而已。柏貴等每聞‘伍、俞、易、梁四大人至’，即欣欣然色喜。”這時，由于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葉名琛已被英軍俘虜，咸豐皇帝派寵臣黃宗漢接任兩廣總督，伍紹榮、梁綸樞、易景蘭、俞文照等原廣東十三行商人又多次與其會商，達成黃宗漢駐留惠州，不進廣州的協(xié)議，聽任英法聯(lián)軍繼續(xù)占據(jù)廣州。有趣的是，黃宗漢本是十三行商人的死敵，在書信中多次稱吳健彰為“王八”，但當吳健彰倒臺后，卻多方為其開脫，至此又與伍紹榮等人一見如故，配合默契。黃宗漢對十三行商人的態(tài)度在極短的時間內發(fā)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除受賄之外，另一個原因應當是，他發(fā)現(xiàn)了與天地會搞好關系對清政府有多么重要。
《天津條約》簽訂后，黃宗漢認為恢復和平的時機已經成熟，便委托伍紹榮、梁綸樞、易景蘭、俞文照四人去與英國領事巴夏禮交涉，要求英法聯(lián)軍撤出廣州城。結果，“巴夏禮向伍崇曜說，‘從前六百萬即由爾父經手(指伍秉鑒于1841年向英軍交納廣州贖城費600萬銀元)……若將六百萬交清，我們便退城。’伍崇曜答以，‘此時粵東是何情形，軍餉不繼汝等知之，六十萬且不能，況六百萬乎？’”其實，此時的伍紹榮比父親當年更有錢，《清朝野史大觀》稱他較伍秉鑒“富益盛”，總資產估計遠超六千萬銀元，區(qū)區(qū)六百萬銀元應當根本不在話下，完全可以獨自承擔，更可以通過募捐獲得。所謂“六十萬且不能，況六百萬乎？”之言，只能說明他根本就不希望英法聯(lián)軍撤出廣州，因為此時英法聯(lián)軍仍在繼續(xù)擴大對華戰(zhàn)爭，太平天國也有死灰復燃的跡象。作為飽受清朝官員壓榨的外貿商人和天地會秘密成員，伍紹榮是打心眼希望清朝早點滅亡的，當然在清朝走向滅亡的過程中，自己最好還能升官發(fā)財。
令伍紹榮失望的是，清朝的生命力異常頑強，即便八旗軍主力在八里橋覆沒，北京失守，圓明園被焚，清朝也沒有垮臺，反而利用天地會的內部矛盾實現(xiàn)了中興。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結束，英法聯(lián)軍撤離廣州后，伍紹榮等原廣東十三行商人不可避免地被責成支付外債和戰(zhàn)爭賠款。就在這時，伍紹榮突然于1863年12月4日病逝，享年54歲。同日，蘇州太平軍投降清軍，南京變成了一座孤城。半年后，湘軍攻破南京，太平天國滅亡。
(八)
林則徐究竟是怎么死的？時至今日林、伍后代之間仍如岳飛和秦檜的后代一般，水火不容
伍紹榮、吳健彰等原廣東十三行商人，與太平天國究竟有什么關系？表面上看，他們都曾積極向清政府捐款以鎮(zhèn)壓太平天國；實際上，他們在這方面表現(xiàn)得都不大積極，寧可替清政府借外債，自己也不出錢，反倒更樂于乘機倒賣軍火發(fā)財，吳健彰還放任部下與太平軍、小刀會做生意。私下里，原廣東十三行商人與太平天國的關系可能更加緊密，還牽涉到清朝官場上一樁聚訟已久的謎案：
林則徐究竟是怎么死的？
太平天國起兵時，咸豐皇帝在選擇鎮(zhèn)壓太平軍主帥人選時，最先想到的就是當時賦閑在家、鴉片戰(zhàn)爭時據(jù)說“百戰(zhàn)百勝”、自稱“為官十四省，統(tǒng)兵四十萬”的林則徐，于是立即封他為欽差大臣，命令林則徐“馳驛迅赴廣西，蕩平群丑。”可是，離開福州剛半個月，林則徐就在潮州病倒，上吐下瀉，三天后去世。
對于林則徐的死因，林則徐的曾孫林蘭岑、六世孫林岷等后代一致認為，是伍紹榮派人下毒致死，他們聲稱：“則徐抵粵，即鎖拿洋商伍到粵秀書院……咸豐初發(fā)逆(太平天國)亂起，則徐起為廣西巡撫，伍憂其復督粵也，遣親信攜重金賄其廚人，以夷藥鴆之，使泄瀉不已，行至潮州，遂委頓而卒。后所遣親信白日為雷擊死。”雖然有些學者認為，林則徐年事已高，出發(fā)前身體就有病，加之旅途勞累，公務繁忙，導致病情加劇，應屬自然死亡，但是時至今日，林則徐與伍秉鑒的后代之間仍如岳飛和秦檜的后代一般，水火不容。
回首林則徐之死，伍紹榮確實有作案條件。林則徐在廣東禁煙時，不僅曾經從十三行聘用過翻譯，還聘用過廚師。林則徐死前高呼“星斗南”三字，被解釋為廣東十三行街區(qū)的新豆欄街。林則徐指的有可能是新豆欄街上的“博愛醫(yī)院”(他曾經去那里看過西醫(yī))，但更可能指新豆欄街上的怡和洋行。但是，伍紹榮如果想弄死林則徐，1839年在廣州便有大把機會可以下手，何必等到1850年派人跑到潮州去投毒？更何況，林則徐在廣東期間，并沒有過多為難伍家，特別是在義律繳煙以后，更是對伍家相當信任，為其經商提供了很多便利。
不過，1850年確實有很多人想弄死林則徐，那就是他奉旨前去討伐的太平天國成員們。在他們看來，林則徐不是可敬的民族英雄，而是十惡不赦的“清妖”、“滿奴”，必須不擇手段地予以鏟除。太平天國起兵初期，得到了大部分天地會組織的支持，到1853年之后二者才分道揚鑣。如果伍紹榮和其他原廣東十三行商人對林則徐下了殺手，那么他們這樣做的目的，不應該是幫助他們自己，而是在幫助太平天國。很可能的是，廣東十三行商人們一直在資助太平天國，從伍紹榮病逝于蘇州太平軍投降之日來看，伍紹榮不死，太平天國恐怕沒那么容易滅亡。只有愚蠢的商人才不會把所有雞蛋都放到同一個籃子里，在戰(zhàn)爭中兩面下注，對沖政治風險，才是聰明的行為。當然，聰明反被聰明誤的例子，歷史上也不少。
伍紹榮死后，由于原屬中國茶的國際市場逐步被印度茶和日本茶蠶食，加之家族不斷分裂、清政府加以沉重的經濟負擔和西方股市動蕩，伍家與其他原廣東十三行商人家族都逐漸衰落，但大多還算富裕，后來又有許多人參加了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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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十三行的喜劇和悲劇全部落幕了。在大一統(tǒng)帝國的懷抱中，在“士農工商”排序的傳統(tǒng)社會里，十三行的商人們不僅在中國的舞臺上精彩演出，而且曾經成為世界舞臺上光彩閃耀的明星，當摩根、洛克菲勒、福特等大財閥尚未出世的時候，潘、伍等十三行商人家族已經在歐美國家一次又一次扮演了扭轉乾坤的角色。然而，世界首富的雄厚財力卻無法改變他們被攥在清朝皇帝和官員手心里的尷尬地位，盡管富可敵國，但他們隨時可能被抄家、發(fā)配充軍，乃至丟掉性命。在西方的偉大企業(yè)正在孵化的時候，中國最偉大的、已經具有近現(xiàn)代意識的企業(yè)卻倒下了，而且要經過一個半世紀的漫長時光，直到現(xiàn)在中國大地上才開始重新崛起十三行的后繼者。
